太永浩在回忆录中描述的朝鲜，是一个外交政策受限、内部政治严酷、经济困难且社会管控严格的社会，具体如下：
外交政策受限：
北韩规定外交官只能带一名子女前往海外，这导致太永浩夫妇为避免与孩子生离，选择在海外生第二个孩子。
北韩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调整，反映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处境和妥协。例如，由于德国不承认与北韩的外交关系协定，北韩在德国的大使馆不得不以“权利保护办公室”的名义存在，大使的称号也变更为“权利保护办公室代表”。
内部政治严酷：
“深化组”进行的大规模肃清行动，导致许多无辜者受害。如“德国留学生事件”中，北韩国家保卫部向金正日报告了所谓的“间谍团名单”，逮捕了许多留学生，其中许多人无辜受害。
白承哲的父亲因被诬陷为间谍，遭受严刑拷问后死亡，白承哲本人也受到牵连，被召回北韩接受调查。这一事件揭示了北韩内部政治的残酷性和不公正性。
经济困难：
北韩不负担驻海外外交官的医疗费用，导致外交官在海外生病时难以得到及时治疗。例如，太永浩的朋友金春国因肝癌在意大利去世，他生前因经济困难未能及时就医。
北韩连派船只接收丹麦无偿赠送的菲达起司的余力都没有，反映了其经济的窘迫状况。
社会管控严格：
北韩外交官不得因私人理由从海外打电话，这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这种严格的管控措施限制了外交官的个人自由。
北韩担心家人会全部脱北，因此会找借口先召唤家长回国，然后再对家人进行召唤指示。这种策略体现了北韩对社会的严格控制和对人员流动的严密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