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最终是被逼自杀而死，其死亡过程与结局受多重因素影响，具体如下：
直接死因：武则天与唐高宗的逼迫武则天为巩固自身地位，首要目标是消除反对势力。长孙无忌作为元老重臣，坚决反对武则天成为皇后，认为其出身低微且野心勃勃，可能动摇李唐根基。武则天掌权后，借“房遗爱谋反案”诬陷长孙无忌谋反。唐高宗李治虽曾倚重长孙无忌，但此时已对其专权心生不满，加之武则天推动，最终下令剥夺其官职与封邑，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长孙无忌在流放地被逼自缢身亡，家属也被流放岭南。
性格缺陷与权力膨胀的内在隐患长孙无忌在唐太宗时期便通过姻亲关系（长孙皇后之兄）和军功积累权力，担任尚书右仆射、司空等要职，封赵国公。唐高宗即位后，他以顾命大臣身份继续辅政，却逐渐独断专行，大肆提拔亲信，打压异己。例如，他利用职权控制朝廷要职，甚至干预皇室事务，导致唐高宗对其权力过度膨胀产生警惕。这种行为不仅削弱了皇权，也引发其他大臣不满，为武则天集团提供了攻击口实。
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政治博弈武则天为上位，需清除长孙无忌等保守势力。她通过“房遗爱案”构陷长孙无忌谋反，利用唐高宗对舅舅的猜忌心理，推动案件升级。唐高宗虽未直接下令处死，但默许武则天集团对长孙无忌的迫害，最终导致其自杀。这一过程反映了武则天对朝堂的操控能力，以及唐高宗为平衡权力对元老派的妥协。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长孙无忌之死既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也与其性格缺陷有关。他早年为李世民夺嫡（玄武门之变）立下汗马功劳，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但晚年因专权树敌过多，失去政治弹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无忌遂忘其危险，专权任势”，指出其未能及时调整政治姿态，最终被时代淘汰。
总结：长孙无忌的结局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武则天的政治野心与唐高宗的权力制衡需求构成外部压力，而他自身的专权行为与性格缺陷则埋下了内部隐患。作为唐朝初年最具影响力的权臣之一，他的死亡标志着关陇贵族集团在朝堂的衰落，也为武则天全面掌权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