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持人质事件在古往今来都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因为稍加处理不当，人质便会就此殒命。与现代不同，古代没有先进的武器设备如狙击枪、催泪弹之类，也没有专业的谈判专家和成熟的谈判流程。那么古代面对这类事件应该怎么处理呢？
总体来讲就是:简单暴力，不与犯人妥协，不管人质安全直接解决犯人。
如在东汉时期，宰相乔玄年仅十岁的儿子被匪徒绑架，匪徒的条件很简单，拿钱财来换取他儿子的性命，否则撕票。这与现代的绑架事件如出一辙，如果放在现在，人质的家人肯定以孩子的性命为重，答应匪徒的要求。但是，乔玄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直言道:“匪徒毫无人性，我怎可因我儿子的性命而纵容匪徒呢？”言外之意就是必须严惩匪徒，倘若妥协，必定助长了匪徒的气焰，日后的绑架事件必将成风。
于是乎，乔玄直接下令，派官员去缉拿匪徒，匪徒自知逃生无望，愤怒之余直接杀死了乔玄的儿子。乔玄悲痛之余，但还是坚持这种做法，并上书皇帝，恳求立法:凡劫持人质者，一律格杀勿论。不得用钱财赎回人质。
这种处理劫持人质事件的做法在汉朝基本得以认可，如东汉末年的曹操，在用此方式解决了夏侯惇被持事件之后，便立即下令立法:今后若有劫持人质者，官员无需顾及人质安危，即刻敦促官兵严厉缉拿。
而到了唐朝之后，对于劫持人质事件的处理态度可谓更加严厉，并且有了明确的法律条例。
比如在唐法《唐律疏义》中规定：“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部司及邻伍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听身避不格)。”
也就是说，除了面对劫持者不妥协不顾及人质安危直接斩杀劫持者之外，对于负责缉拿的官员也做出了规定:即如若有官员因顾及人质安危而犹豫退缩者，当受“徒二年”之罪。只有在所劫持的人质是办案官员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至亲的情况下，官员才不需要亲自参与缉拿。
总而言之，古人对于劫持人质的案件，其态度十分坚明:不得妥协，一律皆斩。当然，如果我们以当下的思维去看，的确过于残忍，当时在古代不具备救助人质的先进设备和理念情况下，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一方面可以当场捉拿惩治罪犯，不必在之后进行缉拿而加大办案难度，另一方面也对那些妄图绑架人质索要钱财的匪徒起到了震慑作用，直接断送了他们凭借劫持而达到自身目的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