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的发展历程历经萌芽初创、血色抗争、转型新生、市场化浪潮、传承重生五个阶段，与南京城市命运紧密相连，具体如下：
19世纪中叶摄影术传入南京，最早照相馆多由留洋归国者或外来商人开设。1912年留日摄影师周慕云创立“云裳照相馆”，用西洋风格布景和玻璃干版技术开启南京影像记录。
1920年代，夫子庙、新街口等商业中心聚集起“光华”“美利生”等照相馆。1929年钱树滋创办的光华照相馆，门框雕刻精美，橱窗陈列蒋介石戎装照，成为民国南京摩登地标。
1930年代是黄金发展期。1935年周伯年在太平南路开设“南京照相馆”，引入德国蔡司镜头，承接多种业务，记录重大事件，成为“城市的眼睛”；夫子庙“新都照相馆”以精湛技艺闻名，拍摄的宋家全家福是民国影像经典。
1937年南京沦陷后，照相馆成为历史见证者。华东照相馆（原美利生照相馆）学徒罗瑾冲洗日军胶卷时，发现记录暴行的16张底片，自制相册秘密保存30余张照片。这一事件被艺术化为电影《南京照相馆》中吉祥照相馆的故事。
在日军高压统治下，照相馆成为隐秘抵抗阵地。罗瑾同学吴旋将相册缝入箱底，历经六年逃亡与搜查，1946年呈交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为判处谷寿夫死刑的“京字第一号证据”，照相馆超越商业属性，成为民族精神图腾。
抗战胜利后，南京照相业短暂复苏。新都照相馆合并同业，1960年代迁至说书馆旧址更名“百花照相馆”，1980年代鼎盛时有90余名员工，定格无数南京人的结婚照与全家福。中华照相馆公私合营后转型为国企，承接标准化服务，成为城市生活基础设施。
这一时期照相馆深度融入社会变革。1949年记录解放军入城欢庆人潮；1950年代“大跃进”期间橱窗挂满劳动模范宣传照；特殊历史时期部分照相馆因“资产阶级”标签被迫关闭，设备与技术人员被分流。
改革开放后，百花照相馆率先引入彩扩技术，开设婚纱摄影专区，营业面积扩大，日均接待顾客超百人。中华照相馆以修复老照片技艺闻名，老师傅用毛笔“修描补”让影像重焕生机。同时私营影楼崛起，冲击传统市场。
1990年代末数码相机普及，传统冲印业务锐减。百花照相馆员工大幅裁减，转型为“百花摄影图片社”，仅保留证件照和影像修复业务。中华照相馆客流量下降，逐渐淡出主流视野。
面对生存危机，百花照相馆将老设备辟为展示区，推出“复古写真”套餐吸引年轻顾客。中华照相馆与博物馆合作，为馆藏老照片提供数字化修复服务。部分照相馆转型为公益影像馆，如周家第三代传人周小棠将祖传老店改为免费为孤寡老人、抗战老兵拍照的文化空间。
如今，南京照相馆成为城市记忆守护者。在历史街区，新开的“时光照相馆”用民国服饰和复古场景吸引游客；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相关相册与胶片诉说着民族的伤痛与坚韧。从胶片到数字，从商业到公益，南京照相馆以镜头书写城市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