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高祖即位后，天下初定之际，萧何作为重要官员，负责改革秦朝的法制，着手制订汉朝的法律体系。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当时的“三章之法”不足以应对社会复杂情况，因此萧何吸取秦法的优点，结合当时的实际需要，创制出《九章律》九篇，这被视为汉律的雏形。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经》六篇，秦商鞅进一步发展为律。汉初，虽然有简明的约法三章，但萧何在继承秦律六律的基础上，加入了户律（关于户口、婚姻和赋税）、兴律（征发徭役和城防）和厩律（关于畜牧业和驿传）等内容，使其扩展至九篇。《九章律》的制定以简化和减轻刑罚为宗旨，剔除了秦律中部分过时或不适宜的条款，但保留了秦律的核心法律原则和刑罚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汉朝建立后，如挟书、参夷等被认为是苛政的律令，经过高祖到文景时期逐渐被废除或修改。尽管如此，《九章律》的发布仍对后世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了后世立法的蓝本，被誉为律令的典范，被尊称为“百代不易之道”。在两汉时期，《九章律》是核心法律，但同时还有其他以“律”命名的辅助法律，如叔孙通的《傍章》十八篇，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以及赵禹的《朝律》六篇，这些总计六十篇的法律共同构成了汉朝完整的法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