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举行追悼会，但出席人数寥寥，追悼会在冷清中结束。有人对此表示遗憾，认为年轻人对本国学者的热情不及对外国作家高尔基。这种感叹其实并不恰当。官绅集会历来不对外开放，且高尔基是活跃的文学斗士，而太炎先生虽曾投身革命，但后来退隐为学者，与时代渐行渐远。尽管有纪念者，但太炎先生的许多事迹可能已被大多数人遗忘。
我认为，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贡献远大于学术史。大约三十年前，《訄书》木板印刷版问世，那时的年轻人很多都无法理解，而我正是通过他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以及在狱中创作的诗歌，如以下两首，开始关注他：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出狱后，太炎先生主持《民报》，我关注他的《民报》并非因其深奥的文笔或佛法，而是他与梁启超、反对派的斗争，这些斗争激发了读者的热情。我记得的，是他作为革命家的形象，而非他的学术讲座。民国初年，他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与高尔基的受人尊敬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在于高尔基的理想后来成为现实，与大众息息相关，而太炎先生的宗教和国粹主张虽高妙，但在现实中并未得到充分实践。
晚年，太炎先生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参与投壶活动和接受馈赠引起了一些争议，但这并不影响他一生的辉煌。他曾大骂袁世凯，多次被捕入狱，却从未放弃革命志向，他的精神是后辈的楷模。然而，如今他的战斗文章可能鲜为人知。革命后，他调整了写作方向，专注于学术，但战斗的文章——他的重要贡献——是否会被收录在新出版的作品中，不得而知。这些文章对于理解他的一生和激励后人至关重要，但是否能如愿，恐怕难以预料。
